林彪被选定为接班人后为何仍不满意？

长久隐匿于阴暗、避风避光的住所之中，林彪直至解放后，直至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召开，方才正式踏入政治斗争的漩涡。

起初，林彪向中央提交了病假申请，意图回避此次会议。然而，不久后，毛泽东亲自发来电报，将其召回，他随即匆匆上山，加入会议。踏入会场，林彪察觉到毛泽东与彭德怀间的关系紧张，随即迅速做出了决策。

“在我国，毛主席堪称一代伟人，无人敢生取而代之的念头。”

此言巧妙地双关，既明言斥责彭德怀，又暗指朱德，瞬间引发全场惊愕。

随后，林彪接二连三地指责彭德怀，迅速给他扣上了五顶帽子——“这次行动不过是招募人才的幌子，彭德怀实质上是心怀野心、满腹阴谋诡计的家伙，伪善之至，其行事作风更是与冯玉祥如出一辙。”

会议持续不间断，整整进行了七个小时。即便林彪平日里体魄单薄，他却能够言辞犀利，一针见血地持续追问彭德怀。

庐山会议的结果，是彭德怀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林彪接任，并成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此人在这次错误的斗争中，成了最大的赢家。

1959年九月，林彪刚刚接掌军委要职不久，便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以独特的方式发表了言辞。

“要想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向各位同志推荐，深入研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至关重要的。这无疑是一条高效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途径。”

接着，林彪又施展了搞“四六句”的本事，发明了“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活学活用”，并让人编辑了《毛主席语录》。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弥漫于全军并影响了全国。

1962年1月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又是令毛泽东感动的一次大会讲话。当时“大跃进”的恶果显现，全国出现的大饥荒使干部们意见纷纷。大会召开前，毛泽东便表示在会上要讲话承认自己有错误，要承担主要责任。林彪也表示要在会上讲话，军委办公厅萧向荣主任为他准备了一份很厚的讲话稿送来，林彪看后却说“不用”，自己到会上即席讲话。

七千人大会正式启幕，毛泽东同志率先开展自我批评，同时倡议大家“日间抒发情感，夜晚品味戏曲”，“畅所欲言，无所顾忌”。现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强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至关重要性，并公开发表对以往忽视民主、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以及过激斗争等种种非民主弊端的批评。他们的言辞直击问题本质，已悄然流露出对中共中央内部政治生活民主性不足的疑虑。

在大会的报告中，刘少奇明确讲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一语，已经开始触及“大跃进”的实质性错误。

在本次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上，彭真坚定地直面了毛泽东同志的责任问题。他当时明确表示，我们犯下的错误首先应由中央书记处负责，但这是否也包括了主席、少奇同志以及中央常委的同事们？我认为，应当包括在内。错误的大小与责任的人数成正比，毛泽东主席并非没有过失。如果毛主席对哪怕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小错误都不进行反思，这将对我们的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彭真的这番坦率发言，鲜明地反映了当时党内对民主的迫切需求。

“三面红旗”标志着我党革命历程中的智慧结晶，既凝聚了人民的智慧，也彰显了党的智慧。当前我们遭遇的种种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们在遵循毛主席的教诲、警醒与思想方面存在的不足。毛主席的思想永远指引正确。然而，在领悟毛主席思想的过程中，我们的同志往往不够透彻，声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实则存在不少偏差。我个人的多年实践深刻感悟到，毛主席最鲜明的特质是务实，他总是比别人更贴近现实，几乎到了十之八九的程度。他始终将实际情况置于核心，围绕实际来开展工作，从不脱离实际。每当我们的工作成效显著，正是毛主席思想得以顺利贯彻、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未能得到充分尊重，或者遭受严重干扰，问题便会接连不断出现。

按照林彪的观点，当时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并非源于指导方针本身，而是执行过程中的“干扰”使得毛泽东陷入了困境。若对照他所谓的“黑笔记”中对“大跃进”以及个人崇拜的尖锐批判，不禁令人震惊，这竟然是一番多么矛盾、虚伪至极的赞颂与奉承之词！

在以往，毛泽东并不是很喜欢别人过分地阿谀奉承。全国解放前后，一些人不止一次地打算提出“毛泽东主义”，都被他制止，而且还禁止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街道，反对为领导人歌功颂德。但是，在“大跃进”遭挫败后，面对责难的毛泽东听到林彪的这番再明显不过的恭维话，却感到很舒服。据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回忆，当时毛泽东便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

随后，毛泽东对林彪下达了指示，要求他修订该篇讲稿，并在批示中称赞道：“此篇文稿堪称佳作，内容丰富，阅毕令人心生喜悦。”

自无疑问，毛泽东作为一代卓越的领导人，在评价人才时，首要关注的便是其政治立场。在极“左”思想广泛弥漫，党内高层多数领导人对此感到不悦的背景下，能够拥有一位在政治立场上一贯坚定的支持者，无疑在毛泽东的心中显得尤为重要。

1962年8月的伊始，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了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在会议的启幕仪式上，毛泽东突然抛出了一个核心议题——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依旧存在阶级以及阶级斗争的现象。他将赫鲁晓夫的某些行为与阶级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并着重阐述了坚决抵制修正主义的必要性。随后，他接连对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物展开了批评。与此同时，他对林彪的信任与赏识似乎与林彪对他过分的赞誉和吹捧成正比。

1963至1964年间，正值毛泽东亲自推动的“反修大战”进入高潮，为了抵御“赫鲁晓夫式”野心家与阴谋家的潜在威胁，他格外注重接班人的选拔与培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彪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誉和推崇。

“昔日，我们倚重的是人民解放军，而未来，我们亦将继续信赖并依靠这支强大的军队。”

这些言辞的深层含义已然显露无遗，林彪此刻已被正式确认为接班人的有力人选。

然而，毛泽东对此全然不知：当时，林彪表面上革命热情高涨，实则内心深处沉迷于对腐朽封建权谋的研究。从1960年至1964年，林彪与叶群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潜心钻研宫廷权术。他们广邀专家学者，聆听他们讲解历代兴衰的史实，尤其对开国皇帝及权臣们的成败经验给予特别关注，尤其是对宫廷政变的手段、方式和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林彪甚至在家中私底下进行调研和总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权与速，两字精妙，实为政变之根本法则。在当今社会，政变往往能在转瞬之间轻易完成权力更迭。然而，若要发动政变，夺取权力的代价必须降至最低，而收益则需力求最大化，速度上更需追求极致之迅猛。但若寻觅如专诸般的刺客，无疑是难上加难之事。

显然，林彪不仅在权谋之术中深有造诣，亦对政治理论著作情有独钟。所谓的“批林批孔”中关于他不阅读书籍、报纸的指责，实则与事实不符。当年与他共事的林办同仁普遍认为，这不过是“四人帮”的诬蔑之词。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从日常观察来看，他实是一位热爱学习、酷爱阅读的人。每当他前往上海、大连、广州等地，都会光顾书市，一旦发现心爱的书籍，便会毫不犹豫地购置。有时，新华书店出版的单行本，他一次便能选购三四本。回到家中，他会用笔在认为重要的段落或警句下划线，并指示内勤人员将其剪裁下来，贴于大本子上或制作成卡片。此外，叶群也注重搜集资料卡片，以备林彪演讲之用。

在张云生所著的《毛家湾纪事》一书中，对林彪讲话的情景进行了回忆。书中提到，林彪在发表言论时，往往亲自“拉条子”，不依赖他人代笔。书中所记录的许多令人瞩目的奇特言论，都是他个人的独创之作。尽管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显得荒诞不经，但当时却曾令许多人感到迷茫。这一点足以证明，林彪在至少某些方面具有非凡的才华。

得益于平日里对历史知识的广泛涉猎——纵然其中不乏晦暗篇章——1966年5月，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之际，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于5月18日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演讲。

在本次发言的开端，便过分强调个人立场，使用了极端的言辞，表达得颇为激烈。

“主席的教诲，字句之间洋溢着真理的璀璨光芒，其分量远非我们口中的千言万语所能比拟。”

“无论毛主席寿登九秩，抑或百岁高龄，他始终是我党的最高领导者，他的教诲始终指引着我们的行动方向。任何敢于挑战他的人，都将遭受全党的共同谴责，以及全国人民的普遍唾弃。在他仙逝之后，若有人胆敢效仿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那无疑是心怀叵测的野心家，是道德沦丧之辈，必将受到全党的共同挞伐，以及全国人民的普遍唾弃。”

继而，林彪对所谓的“政变之道”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声称“政变之风，如今已席卷全球，政变事件频发”。他指出，“绝大多数的反革命政变，本质上都是宫廷政变，其根源在于内部的权力争斗”。在文章中，他详尽地罗列了古今中外的众多政变案例，描绘了父子反目、兄弟相争的悲剧场景，并详述了如何通过密谋等手段实现政变的策略与技巧。

这篇“五一八”讲话，无疑是党的历史文献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令在场的每一位同志都深感震撼，乃至心生敬畏。林彪的发言，在众多与会者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鉴于毛泽东并未亲临现场，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等人实质上并不赞同将这篇非同寻常的讲话内容传达到党内。然而，鉴于林彪当时的特殊地位，他们还是决定向远在南方避暑的毛泽东主席请示，以期最终决定此事的处理。

毛泽东曾对是否将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内容传达至全党犹豫不决。然而，当时这篇讲话恰好迎合了他身处异地、忧虑可能发生的“反革命政变”的焦虑。尽管经过五十余日的踌躇，他仍感疑虑重重，但最终下定决心将讲话内容转发至全党。然而，在同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中，毛泽东透露出阅读讲话后的不安，并表示：“我的友人发表的讲话，中央敦促发布，我意欲同意下发。他主要论述政变问题，其言辞风格，前所未见。”

一位共产政党领导人持续深入研究历史上的政权更迭，这或许暴露出其内心的某种焦虑。即便毛泽东对历史有着比林彪更深的了解，他也难以避免地感到一丝难以表述的担忧。但在那时的政治氛围中，林彪的存在对于党的运作至关重要。基于信任，毛泽东仍将他视为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助力，并且自然而然地任命他为副手和潜在的接班人。

1966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会后，其他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对外都不再提，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明确宣布为接班人。

1966年7月，林彪暂居于大连，当时汪东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特意拨通了大连的电话，急召林彪即刻返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鉴于当时气温较高，汪东兴特地为他安排了装有空调设备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入住。林彪抵达后，毛主席立即前来探望，并与他商讨事宜。会议结束后，林彪接替刘少奇，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然而，林彪曾数次流露出不乐意担任这一角色的意愿。

长期以来，那些借助谄媚与无度的夸耀手段来获取权势的人，若竟跃升为次席人物，其行径的突兀程度，的确令人困惑。然而，人性的复杂性往往难以一以贯之。林彪或许是基于某些深思熟虑或是鉴于以往的教训，滋生了一些不祥的预感或忧虑，这并非全然不可能。但历史的发展证明，他的权力欲望依旧炽烈，并企图攫取更大的权力。即便副主席这一显赫地位未能满足他的野心，反而催生了他更为膨胀的权谋野心。

从1966年8月起，过去总自称有重病的林彪参加了8次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一次几小时站立都能坚持下来，而且其他事务也积极异常。他发表了许多煽动性讲话，提出诸多极端性的怪论，而且打倒一大批干部并安插自己的亲信。

林彪方才执掌党的第二把交椅的次日，即8月13日，中央迅速召集了紧急工作会议。会上，林彪郑重地提出了他的“三罢”策略，言辞果断，气势恢宏，仿佛蕴含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宣告道：

首当其冲的，是是否坚定不移地高扬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任何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行为，都将面临被淘汰的结局。

第二条，涉及政治思想工作的执行情况。对于任何试图对政治思想工作实施干扰，或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破坏行为形成共鸣的个人，将依法予以撤职处理。

第三项，着重评估革命热情。若缺乏坚定的斗志与充沛的激情，则应考虑免除其职务。

在当天的讲话中，林彪竟如此阐释“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本运动的目的在于撤除一批官员的职务，提升另一批官员，同时确保第三批官员的职位稳定。组织架构亟需进行一次全面的革新。”

“无论高层、中层还是基层，都应积极投身夺权运动。有的或许先行一步，有的可能稍后启动，无论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抑或是上下联动，形式多样，关键在于行动的一致性和积极性。”

此刻，造反派们依旧热衷于揽取党政之权，然而林彪却坚信军权在权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自运动初起，他就在军队各军种中暗中安插亲信，培植自己的势力，并明确指出：“我们应当效仿蒋介石，一旦蒋介石掌握了国家的军权，便等同于掌控了整个国家，这一点尤为值得我们借鉴。”

事实上，早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林彪便急于集军权于一身，先是把目标锁定在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身上，将他推翻；随后，他又罗织罪名，将总参谋长罗瑞卿逐出权力中心。“文化大革命”一经拉开序幕，林彪便与陈伯达、江青等一众势力紧密勾结，排除异己，对老干部展开了残忍的迫害。他们借助群众运动，精心策划、有条不紊地对众多高级干部实施了打击。

在极尽所能迫害异己的同时，林彪也不忘将心腹与党羽安插于军队的关键部门。邱会作被委以总后勤部部长的重任，李作鹏执掌海军大权，吴法宪则掌控空军要职。此外，他的妻子叶群也在幕后发挥重要作用，四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反党集团，从而掌握了军队的核心机关。

1968年春，一场针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倒台风波席卷全国。林彪借此良机，将昔日的老部下、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提拔，使之担任总参谋长的重任。与此同时，黄永胜的妻子叶群，悄然间成为联络各派系骨干的关键人物。于是，以林彪为领袖，由黄、吴、叶、李、邱五位将军组成的权力核心，得以最终确立。

1970年五月，叶群与黄永胜等一同踏上了长城之旅。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实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组织原则遭受践踏、派性泛滥的恶果。尽管如此，自该集团成形至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他们仍假借革命名义，趁着“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机，持续扩张权力版图，尚未着手实施政变计划。然而，自1970年秋季起，林彪之子林立果主导成立了一个具有黑帮特征的小集团，该集团遂成为发动武装政变的工具，使得林彪集团的实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

年纪轻轻的林立果能够出面组织“小舰队”，利用的也是中国封建宗法观念的余毒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林立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只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利用林彪的特殊关系，于1967年参军并进入空军司令部，交党委办公室的周宇驰来带，二人结成了极为特殊的关系。

“空军各项事务，均由立果同志全权负责调度，空军所有行动，亦由立果同志亲自指挥。”王飞与周宇驰随即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及机关内部传达了此决定。自此，吴法宪将空军调动与指挥的权力，毫无保留地委托给了林立果。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集团和江青为首的“上海帮”相互勾结，各自夺取一部分权力。然而1969年4月中共九大结束后，林彪与江青这两个集团便结束了过去相互勾结的历史，而是为了夺取最高权力开始了倾轧。林彪集团认为，老一辈的干部多已被打倒，按林立果的话说，对他们形成威胁的主要是“上海帮”即张春桥一伙。张的后台又是江青。

1970年8月，在庐山之巅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成为了林彪集团试图夺取权力的一次关键试探。他们试图通过不断推崇毛泽东为“天才”，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提议，并试图推翻那些不支持他们观点的“秀才”派别——实际上，张春桥等人早已洞察到毛泽东对设立国家主席及“天才论”的反对态度——以此扫清林彪争夺国家主席位置的障碍。然而，此时毛泽东对这种制造个人崇拜的吹捧已感厌倦，并对林彪集团势力的不断扩张深感忧虑。因此，他借批判陈伯达之机，对这股势力给予了严厉的打击。

庐山会议表面上的争议似乎集中于国家主席的设立与“天才”这一空洞的理论，然而，其背后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林彪与江青两大阴谋集团之间的激烈较量。当时，毛泽东对支持林彪集团的陈伯达进行了批判，这一消息传至林立果耳中，他惊呼道：“完了！真是倒霉透顶！”

8月31日，毛泽东公开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在稿件对外公布之前，毛泽东特地指派专人将文稿送至林彪手中审阅。仅从信件的言辞间，便可感受到二人之间依旧存有深厚的情谊。在文中，毛泽东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陈伯达。实际上，这背后所运用的策略是“批判陈伯达，以保护林彪”。毛泽东心知肚明，陈伯达不过是林彪的一名传声筒，然而此刻，他还是选择释放出善意，对林彪给予了一定的庇护，并未打算将问题公之于众。

9月1日，中央政治局成员及各小组召集人聚首一堂，毛泽东严肃地表示：“所有在庐山会议上发表言论并犯有错误的人，均可进行自我批评与自我反省。”尽管如此，他对林彪依旧深信不疑，并指示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倾听他们的悔过之词。所谓的“错误”，正是他们在会上对‘天才论’表示赞同，以及支持陈伯达观点的言论。

9月6日午后的时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顺利落下帷幕，中央随即对外公布了针对陈伯达同志的审查结果。紧接着，在毛泽东同志细致的审阅与修订下，大会公报于三天之后正式对外公布。公报以委婉的言辞指出：“全党同志应深入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大力推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决摒弃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错误观念。”公报亦再次强调，党内必须保持团结一致，坚决反对任何分裂主义的倾向。

“责任应当归咎于陈伯达，他们强调自己是被其所骗！”然而，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利用这种手段暂时摆脱干系，进而寻求其他出路。

“我们不幸陷入陈伯达设下的陷阱，犯下了错误。林副主席屡次对我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们未能践行主席的教诲，辜负了江青同志的期望。林副主席特别指派我们前来向江青同志道歉，并恳求江青同志能够给予宽恕。”江青一面顺水推舟，一面在心中暗自得意，同时对他们的教训也毫不吝啬。叶群等人表面上恭敬有加，然而内心对她的怨恨却愈演愈烈。

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毛泽东同志始终坚定地抵制党内的一切阴谋活动。一经发现林彪、陈伯达等人的幕后图谋，他立即作出决策，予以揭露并全面清除其恶劣影响。为了确保党的团结与纯洁，他采纳了诸如“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策略。

“挥斥方遒”，毛泽东同志在此阶段颁布的一系列文件与指示，表面上针对陈伯达进行批判，实则矛头直指林彪集团；“混入敌后”，他派遣人员潜入林彪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暗中拆台”，对北京军区进行改组。尽管如此，为给林彪等人留下悔改的余地，此阶段的学习与批判活动，表面上仍将陈伯达作为靶子，称之为“批陈整风”运动，实则是在暗中开展“批林”行动，直面以林彪为首的阴谋团伙。

在庐山会议遭受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后，林彪集团内部普遍感受到了“副统帅”地位的动摇，和平接班的希望变得愈发渺茫。同年十月，林立果等人以“联合舰队”为代号，秘密组建了一个小集团。叶群更是亲自为周宇驰、王飞等成员指定了代号。经过中央事后调查确认，该“联合舰队”实际上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暗害毛泽东同志、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核心。

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刻，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所提交的针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控告材料中记载：

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从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注：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一九七一年三月，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一九七一年四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至此，林彪集团与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矛盾，已不再是单纯的党内意见分歧，而是演变成了一场旨在你死我活的暴力政变。

1974年，我国展开“批林批孔”运动时，“四人帮”操控的舆论工具将林彪及其追随者的行径定性为“极右”，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然而，若仔细审视其公开的路线和口号，林彪实际上“左”得令人瞠目结舌。至于后来曝光的暴乱与政变阴谋，这并非党内“左”或“右”的分歧，而是赤裸裸的暴力犯罪。尽管“四人帮”对林彪集团的政变阴谋进行了批判，却对林彪集团公开的、极具迷惑性的“极左”行为视而不见。这恰恰是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与林彪集团有着共同的立场。

自1970年秋季起，风云变幻，局势宛如“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由林立果主导的“小舰队”精心策划的武装政变阴谋，在暗中悄然滋生。林彪集团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已演变为激烈的对抗态势。尽管这一阴谋在暗中进行，鲜为人知，但全党上下依然将林彪视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与“副统帅”。